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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長》:這不是電影,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2019-03-24 15:3800項城網

一個晴好的下午,幾個朋友躲在房間里聽著違禁歌曲,大家跳起時髦舞步。劉耀軍忽然回憶起來—“那是77還是78年,全國知青大返城,走成的沒走成的在分離的時候,都像是生離死別,我們要走的時候,不知誰偷偷唱起這首歌,我們一聽都哭得稀里嘩啦的……”

錄音機里悠揚的女聲回蕩:“怎能忘記舊日朋友,心中能不懷想,舊日朋友豈能相忘,友誼地久天長。”

彼時的電影院中,我隱約聽到沉默中的陣陣啜泣,這只是《地久天長》三個小時片長里眾多“淚點”的一個而已。

由王小帥導演執導的電影《地久天長》于3月22日在國內公映,備受矚目。此前,第69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公布主競賽單元獲獎名單,《地久天長》憑借王景春和詠梅默契的表演,創紀錄斬獲最佳男女演員雙銀熊大獎

滄桑三十年的“平民史詩”

《地久天長》是王小帥“家園三部曲”的首部作品,觸及中國近三十年社會變遷中的諸多“集體記憶”:知青返鄉、計劃生育政策、工人下崗潮等,導演王小帥和編劇阿美通過親情與家庭這個切口進行苦難白描,濃縮了當代中國人漫長又短暫的人生。

電影的劇情并不離奇,懸疑感更多是靠多線敘事烘托出的。20世紀80年代初,工人劉耀軍(王景春飾)、王麗云(詠梅飾)夫婦曾和同事沈英明、張新建兩家關系要好,耀軍之子劉星和英明之子沈浩都是獨子,兩個小孩同年同月同日生,家長為他們約定“一輩子做兄弟”。英明的妻子李海燕負責工廠里計劃生育政策的執行,在她的唆使下,麗云打掉了二胎卻從此不能生育。

幾年后,一場因沈浩而起的意外發生,耀軍和麗云失去了他們唯一的孩子,事情的真相成為兩家人心中解不開的結,從此漸行漸遠。耀軍和麗云無法忍受家庭殘破的傷痛,在工人下崗大潮中背井離鄉,開始了“兩個無力的、柔弱的、善良的人”與命運的抗爭。

如果說,聚焦三線建設的三部曲是基于導演童年記憶的個人視角,那《地久天長》則是通過一個家庭的命運轉折喚起了千千萬萬家庭的共情。

在采訪中,王小帥反復強調影片的“普通人”視角。“普通中國人在生活中沒有什么大的要求,極其善良,極其逆來順受,真遇到什么大事,往往會歸結為自己命不好。正是這種隱忍才很堅強很偉大。”

中國人那《活著》式的隱忍依然是《地久天長》中小人物們的底色。因為是普通人,在面對國家機器的強力政策時束手無策,只能接受;因為是普通人,在失去孩子、工作和幸福的可能性后不得不背井離鄉。

電影的整體基調悲涼而節制。時過境遷,夫妻倆去給夭折的兒子掃墓,耀軍拉鏈拉不上了,老伴趕緊過來幫忙,到了墓地也不用商量,先把荒草拔干凈,一屁股坐在那里,麗云把水遞給耀軍,耀軍沒理她,自顧自地喝酒。老兩口就這么坐著,淡淡地釋放著憂傷。

正是在這場戲中,二十多分鐘里王景春和詠梅貢獻了影帝影后級的表演,沒有對白也沒有痛哭,一氣呵成。而坐在監視器前面的王小帥卻哭了,“(拍到他們倆)看到這個墳的時候,當時我的淚就噴了。”導演如此,更不用說觀眾了。

“平民史詩”強烈的代入感是建立在嚴苛的細節還原度之上的。“光屁股小孩身邊露出的一點點鐵飯盒的網兜材質都能喚起我對童年的共鳴。”知名影評人、電影制片人關雅荻說。

作為過來人,王小帥當然是重現記憶的權威,成就了影片高度的歷史還原感。采訪中有一處細節是絕佳的例證:影片的拍攝主要在內蒙古和福建完成,結束福建部分的拍攝后,王小帥為了補一個鏡頭執意帶著王景春和詠梅回到福建,就是因為不能接受主角們老年的妝發套。

“他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沒有辦法忍受那種湊合的假的東西。”詠梅提起這個細節很欣慰,“最后是我自己的頭發漂白的。”

邊緣個體身上的集體記憶

王小帥上次出現在公眾話題中,恐怕還要歸功于他在微博上因上一部電影《闖入者》排片太少的憤怒。的確,作為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小帥的境遇也折射出中國文藝電影的中堅力量遭遇的尷尬。賈樟柯導演的《山河故人》和《江湖兒女》在國內院線順利上映,但票房慘淡,新作《江湖兒女》甚至被認為過于注重個人電影宇宙的拼貼,喪失了藝術探索上的銳氣。

近年來,第六代導演中賈樟柯、王小帥、婁燁、王全安都有新作公映,普遍被貼上“集大成”的標簽。在《山河故人》《白鹿原》和《地久天長》中,他們開始自覺地用長時段視角來處理個體與時代的關系,“第六代終于獲得了一個看待中國歷史的位置”成為觀眾們的共識。

之所以說《地久天長》標志著中國獨立電影的一次歷史敘事回歸,從創作者的有意識地記錄歷史也可窺見端倪,談到《地久天長》的創作初衷,王小帥說:“中國現在的發展很快,像猛獸一樣往前沖。需要停下來,把過去梳理好。我覺得要把這些記錄下來,所以得做這樣的電影。活過了不能像囫圇吞棗一樣就過去了,多可惜。”

所以,這也是王小帥“野心”最大的一次:“為中國當代的變化留下一部電影。”

影評人、《中國獨立電影訪談錄》作者許金晶認為,導演自身身份和發行渠道的轉變共同促成了這種轉變,“第六代導演的許多電影已經從最初的地下電影到如今的院線公映”。這次,王小帥用一部近乎電視劇質感的長片,撩動計劃生育這個當代中國人感同身受的話題,還啟用了王源這樣的流量小生,勢必在口碑和票房上都有備而來。

《地久天長》是王小帥的第十二部電影,在文藝片導演中不可謂不高產 。當被問到歷史意識是否會成為日后電影創作的核心主題時,王小帥答道:

作為我個人來說,我是希望能夠越來越宏觀的,越來越有歷史觀和現實觀地來觀照自己的生活以及現實的生活……往往很少有人在這個事件發生的當下,就有清晰的理性的看法,大家容易從眾,容易在一個大的潮流上一窩蜂往前走。所以如果能夠在洪流之中,還能保持一點點自己的理性的獨立的思考,甚至一些反思,這個很重要。

“個人的即政治的”

本片招致影評人揶揄之處在于結尾的處理:背井離鄉的夫妻回到家鄉,和老朋友相逢,物是人非事事休,無言泯恩仇。個體之間的相互和解亦是個體和時代之間的無奈妥協。許多看過點映的觀眾覺得電影如果沒有這段,保持開放式結局,情感會更濃烈。

甚至還有犀利的質疑:“是不是也要防范這種慈母般的表達方式?它有沒有叩問現實的力度?它會不會成為了有失偏頗的民間傳說?它是不是偽善地對民族性格(善良、隱忍)的壓榨?”

面對這樣的質疑,王小帥直言“其實這不是一部電影,你不要覺得從哪里結束和哪里啟動就是一個很好的結構”。同時在閉合式結局里觀眾壓抑三小時的情感得以釋放,“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還活著,像現在這個電影里的耀軍和麗云他們還活著,他們還得繼續尋找他們活下去的動機、理由和快樂,所以這個等到孩子再回來的時候,這個事情在生活里發生的可能性并不是沒有。”

在失獨家庭這一點上,直接批評計劃生育制度很容易,就像用刺刀直接刺破肚皮,血淋淋的現實無疑會令人憤懣進而控訴,無疑那樣太殘忍也太狹隘了,但王小帥選擇更溫和也是更高明的處理方式。

王小帥說了一句“膽子不是刺刀,而是錘子”,也許只有這個版本的《地久天長》,能喚起大多數中國觀眾對于歷史更深刻的反思,而非黑白分明的理解和無處升華的憤懣。

因此,《地久天長》是觀眾光譜極寬的電影,據不完全統計,在點映場中,90后和00后一共占據了總觀影人數的87%。《地久天長》似乎做到了擊穿年齡段。不同層次的觀眾收獲了不同程度的感動,哪怕是95后和00后觀眾,看完電影不僅會重新審視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也會反思青春期的叛逆。

回到電影本身,我們會發現力道不減,將制度對人性的扭曲刻畫得淋漓盡致。時代的洪流中,弱小的個體沒有選擇。在《闖入者》中,王小帥的焦點就放在了由歷史環境給人造成不可逆的惡習:對他人的戕害以及自我啃噬,弱者揮刀朝向更弱者,且自身渾然不知。

而在《地久天長》中塑造的李海燕這個角色,她是三個家庭小團體中的大姐大、廠里的主任領導、平日中熟人網絡中的熱心腸,缺點無非是貪戀權力、愛慕虛榮。她本是麗云一家的好友,但在職務的邏輯中,卻逼麗云墮胎,致使其喪失生育能力。劉星的意外之死,不僅壓垮了劉星的父母,同時也讓海燕在自責與懺悔中苦熬了二十年,“時時刻刻都在想他們”。

《地久天長》直面計劃生育制度的問題。麗云因為被強制打掉孩子,導致終生不能生育,而獲得了廠里的“計生先進”榮譽,幾年后國企改制,她想要找人托關系不下崗,卻被“先進”的名號所累,最終只能無奈地“光榮下崗”。諷刺與無奈,溢于言表。

本屆柏林電影節的口號是“個人的即政治的”,從個體命運的沉浮洞悉時代的隱喻,難怪王小帥導演說“這不是電影,這就是我們的生活”。

影像中的苦難:從旁觀到理解

失獨家庭是個沉重的話題。許多中國家庭是靠孩子維系的,失去了孩子,并非所有家庭都像電影中那樣相伴相守,有的自殺了,有的離婚了,有的陷入了永不停歇的精神折磨。我不禁悲觀地想到,電影所記錄的人群也許是最想回避這個話題的。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調整,獨生子女成為歷史,失獨家庭的心中會不會有二次傷害,漸漸地失獨將成為沉默的少數。文學和藝術作品如何才能擺脫旁觀者的角度?

故事的底色無疑是蒼涼的,但王小帥強烈的人文關懷,使他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不過多評判人物的道德動機,而是克制地還原,電影中的細節處理算得上真切:過節是中國人的團圓時刻,也是失獨家庭最仇恨的日子,電視也不開,鞭炮聲也裝作聽不見。

面對隱忍的失獨父母群體,王小帥說“每次他們笑我才是在哭”。詠梅認為電影的精神內核是原諒:“電影在講一種原諒,其實原諒也是在救贖自己,最終他們是通過時間,通過人性最大的善良去原諒一切。”

苦難不經過消化便是如鯁在喉,人必然惶惶不可終日,自此在回憶中畫地為牢。失去孩子的耀軍對麗云說“時間都停止了,剩下的只是在等待慢慢變老。”保守秘密的沈浩說“身體里從那以后就長了一棵樹,不停生長讓我再也無法喘息。”一個結兩代人,懺悔與寬恕使得人有勇氣繼續往前。

作家王小波曾說,中國人喜歡接受這樣的想法,只要能活著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樣子無所謂。他在《人為什么活著》一針見血地駁斥:“我對這種想法是斷然地不贊成,因為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種糟糕的樣子,從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義。”

或許我們可以認為耀軍和麗云只得風燭殘年,但王小帥要說的恰恰是“有的時候要去深究原因,但是對有的人來說來不及深究,人要繼續活下去”,我們要樂見生長中的力量,并尊重他們的選擇。如同耀軍那句“時間已經停止了,剩下的我們還有什么不可以面對的呢?”

“這些人都曾經在那個歷史時期是中國的中堅力量,他們命運多舛,現在卻在經歷老齡化和邊緣化。我希望能讓這些觀眾進電影院,也希望通過這部電影給他們一些安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王小帥的《地久天長》觸及了苦難、記錄了苦難、理解了苦難。

急于彰顯獨立個性的觀眾試圖將晦暗不明的歷史直接送上審判席,只看到個體生命的破碎,就直接宣告了這些活著的人精神情感上的死亡。可是他們忘了,現實中的悲劇并不會因為旁觀者立場的決然而減輕絲毫。失獨家庭需要的與其說是大眾的關注和同情,毋寧說是發自心底的理解和尊重。這一點上,王小帥選擇讓我們看到希望。

《地久天長》英文片名《So Long, My Son》,十分討巧,主人公夫婦先后三次與自己的孩子告別,又在余生念念不忘。詩人羅伯特·彭斯根據蘇格蘭民歌寫下的這首《Auld Lang Syne》(中文版為《友誼地久天長》)幾乎是世界人民對人間真情美好期待的代名詞。 然而,時代顛沛中的普通中國人,幸福稍縱即逝,美好沒能地久天長,一代人的命運就這樣赤裸裸地曝露在觀眾的眼前。

王小帥深諳國外觀眾的口味,在這種曖昧的張力中,地久天長,就是對那些被時代洪流所裹挾、傷害、拋棄的個體最無奈而深情的祝愿。

我想為中國當代的變化留下一部電影

對話王小帥

南風窗:你早期的作品帶有鮮明的個人印記,近兩部作品《闖入者》和《地久天長》的視角逐漸廣闊起來,似乎能感受到你對宏觀歷史敘事越來越感興趣?

王小帥:我主要是想為中國當代的變化留下一部電影。留下一個關于中國老百姓,關于中國的社會、家庭、人在這樣的巨變的過程中,他們的經歷,他們的情感,他們的命運,想留下這么一部電影。因為這一切其實就發生在當下,我們正在經歷它,我們有責任去審視它,去記錄它。

像《地久天長》我覺得是更廣闊的視角,而非我自己的經驗,這樣的一種命運的、家庭的轉變跟這個社會的起伏是千千萬萬的家庭中都存在的,有更廣闊的共性和共情。

南風窗:你在影片結尾的處理上給了人物和觀眾希望,也收斂了批判計劃生育政策的鋒芒,你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對幾代中國人的影響體現在什么方面?

王小帥:我認為計劃生育的政策對整個社會產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它首先改變了中國最傳統的家庭結構。在中國的傳統觀念里面,一般一個家庭生兩到三個孩子是非常自然的一個結構形式,甚至更多,特別是在農村。那么計劃生育就使得一代一代人下來,過去的家庭里面兄弟姐妹的關系都在慢慢消失,所以形成了一個特殊的計劃生育之后的人群。

耀軍和麗云因為失去了自己的親生的孩子,他們的生活產生了巨變,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家鄉,但是因為中國傳統的思想和觀念,他們非常希望家庭的完整性,所以很自然地希望去收養一個孩子,雖然不是血親的關系,但是希望組成一個他們認為的完整的家庭,努力跟命運抗爭,希望完整地生活下去,這都是中國人頑強和善良的一面的體現。

南風窗:王景春和詠梅在柏林電影節上雙雙獲獎,這也體現了國際影壇對《地久天長》這部片子的認可,兩位主演的角色塑造中,最打動你的是什么?

王小帥:隱忍和克制。這是我所喜歡的中國人的特質:雖然經歷了很多,但最后都是隱忍的,吃苦耐勞的,能吃飽穿暖就覺得很幸福了。但是也不盡然,每個個體都不一樣,景春和詠梅讓我們感受到了一個普遍的我心中的中國人的一個特質。這里的隱忍,除了在生活里的,還有在表演的理念上,如果更能欣賞那種無痕跡的、隱忍的,沒有那些外在表現的表演,其實更加深沉、內斂和宏大。

排版 | GINNY


(責任編輯: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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